小产权房的业委会？业委会真是个尴尬的存在-小产权房558

但尴尬在于，只有身在社区的居民清楚，公众媒体的宣传几乎没有！

业委会真是尴尬的存在！

在管钱的组织中，业委会是一个尴尬的存在。

往往管钱的组织都高大上，都是行业顶端，比如经济领域的金融，公益领域的基金会都是这样。而业委会却没有“存在感”，疫情期间难得听到业委会的声音，没听到宣传过业委会的丰功伟绩，社会舆论场中也难得听到业委会的声音。

在志愿者组织中，业委会是一个尴尬的存在。

业委会没有专职工作人员（除了杭州、深圳等个别地方有极个别的探索），成员不拿工资，或者有几百块补贴，但基本上为了避嫌都不会拿。所以，业委会成员都是志愿者，这么专业的事儿，投入了这么多精力，是有大爱的志愿者。但尴尬在于，别的志愿者组织都是自豪满怀，谈的都是愿景、使命、情怀，阳光、健康、正能量。但一提到业委会，大多想到的不是阳光、健康、正能量，而是利益、冲突、搞事情，并且好像大家都这么看，在众多媒体、自媒体推波助澜下，业委会有“污名化”倾向，觉得你们这么干，肯定有不可告人的目的，肯定有利益。业委会成员也很少光明正大地对外宣告“我们就是志愿者组织”！

在社区服务组织中，业委会也是一个尴尬的存在。

业委会管的都是实实在在的事儿，修东西，建小亭子，看得见，摸得着，实实在在为社区做事。但尴尬的是，做得再多，也做不出威信，居民就是不买账，反而一有不满，一言不合就给你送个“锦旗”——“为民办事我不行、两手一摊你最行”，到处不受待见，爹不疼，娘不爱。

业委会本身也是尴尬的存在。我是谁，干什么的，为谁服务，都挺尴尬的。

我是谁，我是早产儿吗？

我听不止一个领导，还是挺高层的领导说，业委会就不应该存在。那么，业委会是不是一个太超前的东西？

在很多人眼中，在公众业主权利意识淡薄、房屋可持续维保都没有概念的时候推动小区成立业委，只是多了一个社区治理的拦路桩，只有更碮事；在普遍没有公共参与意识和能力的时候成立业委会，只是多了一个牌子，给自己套了个枷锁而已。

相关部门把业委会养了出来之后，都不想管，都想推给社会（基层社区）了之，可见不仅是个“早产儿”，还是一个“私生子”，眼不见为净，爹不疼，娘不爱，大家都躲着走，没人关心，没人扶上马、送一程。只管建，不管养，并且是散养，慢慢就快成了“流浪儿童”了。

业委会在社区之中，孤独得很，自成一个体系，没有天线，也不接地线，尴尬地野蛮成长着。

我是什么？地位很“尴尬”！

业委会肯定不是法人，也不是“特别法人”，只是业主大会的代表机构，有一定的法律地位，可以作为法律主体去起诉。

业委会是“其他组织”，是非法人组织。严格的说，是介于社会团体和非法人组织之间的组织形态。

社团是有共同特点、共同需求、共同利益的一批人联合在一起形成的社会团体，是社会组织的一种，组织化，有体系。

实质上看，业委会就是社团的一类，是买了这个小区房子的有共同利益的人联合起来组成的社团，但又没有普通社团的明确的使命、愿景、价值观，只是松散的人的结合。

业委会具有非常强的社会组织属性，联合了一批基于产权的人，将所拥有的房子保养好、维修好、服务好、保值增值。

业委会是有目标的，只是这个目标有更强的合作、互益属性，业主们一起共治、一起协作、一起受益。

所以，业委会应参照互益性很强的社会组织体系运作，例如生产合作社等等。

业委会的服务对象是什么？实践中很尴尬

从法律规定上，在所有人的理解中都没有问题。《物业管理条例》第19条明确规定：“业主大会、业主委员会应当依法履行职责,不得作出与物业管理无关的决定,不得从事与物业管理无关的活动。”也就是说，业委会的服务对象是业主，服务范围应框在物业管理范畴之内。

但实践中很尴尬，业委会很难做，只要一分割，就有伤害。疫情期间我们社区本身有个业主群，但把一些租户、临时住户分出去成立了一个叫临时邻居群，这就导致了分裂，何种服务，何人能够享受，都是问题，不利于社区共同体意识。

大家试着分析一下：

业主

居民

住户

这三者有什么区别？

业委会想发挥作用，往往就不能太强调业主身份，而不强调业主身份，又不是业委会该做的。这轮上海疫情期间就发生了业委会太想有作为，亲自下场去组织团购等事，最后业委会主任被网暴。

从治理思维看，社区应该是多方参与、共同参与的治理共同体，而业委会在这一方面天然分裂，服务的、动员的、受益的对象可能都不一样，就会产生偏差。

在业委会发展上，遇到的是成长的尴尬

业务会遇到的最大难题是什么？异口同声的答案是——可持续发展。

因前面列举的种种尴尬，很多居民不想碰，涉及大家切身利益，稍微不慎就会受到质疑：对体制内部的人来说是腐败，因此居民区党支部不想碰，居委会也离得很远；更多居民不想碰，怕一旦有事，会被指指点点。

如果只是单纯的想做个志愿者，既不图名也不图利，为什么要去下这个万难的地狱，我又不是菩萨，有那么多的事可以做，就不要趟这个浑水了。

大家都躲着走，肯定不利于业委会的发展。

一些真正有热心的人成为了业委会成员，发现这么烦，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涉及到300多法条，一不小心就犯错，头不是一般的大，并且不断有新要求，岂不烦死。

如果加入业委会，既满足不了愿景、理想、情怀，又找不到同好、志工，都是老年人，还交不上朋友，做一段时间，新鲜一段时间后，就不想再出力了。

如果大家都不愿做业委会，业委会发展就肯定有问题了，于是有的地方已经开始抽签决定业委会成员，真的一下子回到了业委会的本质——服务业主的组织。

在社会舆论场中，业委会也是尴尬的存在

业委会很少进入公众视野，究其原因：

一是因为业委会本是私域的事，处理的事是相关人士认为重要但对于公众是鸡毛蒜皮的事，因此，只要不是特别出“圈”的事，如解聘物业，业主和物业群殴了，业主又送“锦旗”了等，一般引不起关注。

二是业委会仍然不能称为一个行业，而是碎片化的松散组织体。少有行业平台，或者即使有了行业平台，也多是（对业委会感兴趣的业委会人、社区营造人、社区商业人等的）业务交流，形不成业务协作，因为资源都框在了一个一个的小区内，不可能形成要素市场的协作，也不可能形成大的行业联合体。

因此，业委会的发展还是草根、草莽，大城市规范些，小城市业委会发展得更加江湖，业委会人自尊而敏感，上怼天，下怼地，个性有余，理性不足。

同时，初级阶段的属性还体现在政治待遇上，事实上，业委会可以成为政治参与（公民参与、构建共识、民主协商等）的初始训练场，如果规定做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的人都要有业委会经验，肯定是有利于代表、委员更好履职。而当下，没有业委会这一界别、这一代表阶层，从而，涉及到行业现状、行业形象的报道很少，客观的报道更少。

三是由于业委会孤独的、碎片化的性质，致使上无天线，或者即使上有天线，天线也不想管，作为一个行业领域，给予的关注不够。

公众、媒体对业委会还是有偏见的，作为媒体，没有这个渠道或者没有这个积极性去采访业委会。对于社区居民来讲，事不关己，高高挂起，只要该修的东西有人帮我修掉，把流程做掉，有这些人就行了，反正也不必关心。所以，业委会成员志愿的奉献也没有更好的得到公众、媒体的反馈和激励，这就导致了对业委会这个行业群体的尴尬认知，社会舆论场中不能客观公正的去看待业委会成员，看待业委会成员动机，客观评价业委会的业绩。

从业委会的能力看，普遍很尴尬

业委会越来越难做，越来越专业化、智能化、社会化（很多第三方评估在参与社区事务），如果沿袭现在的治理方式，业委会的发展堪忧。

智能化的发展需要一批年轻人，而当下业委会还是以老年人为主，年轻人的培育是一个问题。

而年轻人为什么愿意去参与？他在业委会能够有怎样的成长？怎样才能激发年轻人的内在动力。

这轮疫情中，上海涌现了“百万”团长，绝大多数是年轻人，一个17岁的高二团长成为关注焦点。

年轻人发现当团长这个事有成长、有历练，当然也有一点钱赚，所以，不用动员，数以万计的青年团长就自发涌现了。

为什么业委会不可以，青年人成长有没有舞台和平台，青年人参与有没有及时的反馈，有没有嘉许和激励。加入业委会要成为制度安排：要成为居委会的成员，必须做过业委会，比如要成为政协委员、人大代表，做过业委会的人有加权分。